內容簡介
| 是什麼原因，造成稱霸全球五百多年的西方文明，步入衰退？ 揭發先進國家的經濟衰退和危機根源 好久以前就有人預言西方會沒落， 弗格森在《西方文明的四個黑盒子》裡，認為代議政體、自由市場、法治、公民社會，曾是西歐、北美社會的四大支柱。 西元1500年後使西方走上稱霸全球之路的，就是這些建制，而非地理或氣候上的優勢。 但如今，這些建制已敗壞變質，情況令人憂心。 西方民主國家寅吃卯糧，把龐大債務丟給下一代、下下一代，從而破壞了不同世代間的契約關係。 西方市場遭過度複雜的管制日益扭曲，那些管制措施宣稱欲矯治弊病，其實它們本身就是自己口中一直強調的弊病。 法治（rule of law）已變質為律師治理（rule of lawyer）。 公民社會已退化為非公民社會，而置身非公民社會的西方人，懶洋洋地期待國家來解決他們的所有問題。 《西方文明的四個黑盒子》是對不負責任、自滿之時代強而有力的控訴，在某些地方引發了激烈的爭辯。阿拉伯世界竭力採行民主政治，中國竭力從經濟自由化轉向法治，歐美人卻在揮霍傳承數百年的建制。弗格森提醒，要遏制一度稱雄於世的西方文明的退化之勢，需要大開大闔的領導人和徹底的改革。 弗格森在2012年英國BBC廣播公司年度名人講壇（BBC Reith Lecturer 2012）中，以「法治與其敵人」（Rule of law and its enemies）為題發表了專題演講，繼而擴延成這本振聾發聵的著作。 作者簡介 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 1964年出生於蘇格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與商學院經濟史學家，是當前西方聲譽最高、影響最大的歷史學者之一，曾任牛津大學、紐約大學及哈佛大學教授。專長貫通歷史與財經兩大領域，研究重心為經濟史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研究，是全球矚目的美國外交政策權威評論者。2004年榮獲《時代》周刊評選為「影響世界的100人」之一。 重要著作有：《紙幣與鋼鐵》、《戰爭憾事》、《羅特希爾德家族》、《帝國》、《巨人》、《二十世紀的戰爭》、《貨幣崛起》、《文明》、《金錢與權力》等。 弗格森定期為世界各報章雜誌撰寫文章，並且協助第四頻道製作了五個極受歡迎的電視紀錄片系列：《帝國》、《美國巨人》、《二十世紀的戰爭》、《貨幣崛起》與最近期的《文明》。 詳見：www.niallferguson.com 譯者簡介 黃中憲 1964年生，政大外交系畢業，現專職翻譯。 譯有《戰後歐洲六十年》、《劍橋插圖伊斯蘭世界史》、《大探險家：發現新世界的壯闊之旅》、《成吉思汗：現代世界的創造者》、《帖木兒之後》、《維梅爾的帽子》等。 |
內容連載
第一章 蜂巢社會解釋大分流
「自然……是很有威力、很有功效的事物，但建制，亦即人為作為，力量更大得多，能修補、改造、強化歪曲且邪惡的自然，將其轉變為好的自然。」英格蘭人文主義者塔佛納（Richard Taverner）在其著作《智慧園》（Garden of Wysdome）中如此寫道。這番話扼要說明了那個正迅速成為有力共識的觀念：建制──最廣義的建制，比氣候、地理、乃至疾病發生率之類自然力量，對近現代歷史結果更具決定性。
為何自西元一五○○年之後，西方文明─一如在歐亞大陸西部那些好爭吵的小國和它們在美洲的殖民地裡所見，表現得比其他文明好上許多？從一五○○年代至一九七○年代晚期，全球生活水平有驚人的分流現象，西方的富裕程度變得遠遠高於世界其他地方。近至三百年前，一般中國人仍大概比一般北美人稍稍富裕。到了一九七八年，一般美國人的富裕程度至少是一般中國人的二十二倍之多）。歷史上的大分流不只見於經濟，從壽命、健康的角度看，也有分流現象。晚至一九六○年，中國的預期壽命仍只有四十歲出頭，而美國已達到七十歲。西方人主宰科學領域和流行文化領域。西方人建立了大約十二個正式帝國，在它們鼎盛時期，版圖涵蓋全球陸地面積和人口將近六成，經濟產出占全球經濟產出至少四分之三。而即使在這些帝國灰飛煙滅之後，西方人仍繼續以驚人程度支配世界。把蘇聯帝國稱作「東方」，乃是牽強的冷戰用語；蘇聯帝國其實是最後一個統治亞洲大片地區的歐洲帝國。
這一全球性失衡，使少數人──頂多五分之一──在物質豐饒程度和政治地位上凌駕於他人之上；而面對這現象，我們該如何解釋？十九、二十世紀的種族理論者，常主張這是歐洲人的某種固有優越性所致，但此說看來說不通。西元五○○年，歐亞大陸西陲進入為期將近一千年的相對停滯期時，基因庫肯定和那一千年後差異不大。同樣的，一五○○年時歐洲的氣候、地形、天然資源，和五○○年時也差不多。整個黑暗時期和中世紀，歐洲文明看不出有比東方諸大帝國更勝一籌的明顯跡象。我無意冒犯戴蒙（Jared Diamond），但地理和其對農業的影響或許可說明為何歐亞大陸比世界其他地方表現更出色，卻無法說明為何西元一五○○年後歐亞大陸西陲的表現比東陲好上那麼多。
從帝國主義的角度，我們也無法解釋這一大分流現象；歐洲人開始遠渡重洋、征服異地之前，其他文明就有許多帝國主義擴張行徑。創造「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一詞的史學家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認為，那其實只是運氣使然。歐洲人運氣好，無意間發現加勒比海地區的「鬼田」（ghost acres），而這些「鬼田」不久後就提供大西洋彼岸宗主國人民大量的糖—大部分亞洲人無緣享用，小巧不占空間的熱量來源。歐洲人也很幸運，擁有較易開採的煤礦床。但這觀點未解釋為何中國人沒有像歐洲人那樣努力出海尋找殖民鬼田，為何中國人沒能像英國人那樣解決挖煤的技術難題。
關於大分流的肇因，我深信最佳的答案要在建制上尋得，例如諾爾思（Douglass North）、沃利斯（John Wallis）及溫加斯特（Barry Weingast）看出人類組織有兩階段或兩模式的差異。第一階段是他們所謂的自然狀態或「有限制進入模式」（limited access pattern），其特點是：
．經濟成長緩慢；
．非國有組織數量較少；
．政府小而集權，且在未獲被統治者同意下運作；
．社會關係根據個人原則或王朝原則組成。
第二是「開放進入模式」（open access pattern），其特點為：
．經濟成長較快；
．富裕、充滿活力、具有許多組織的公民社會；
．較大、較地方分權的政府；
．社會關係受非個人力量規範，例如與財產權保障、公正、公平（至少理論上如此）相關的法治，就是這類力量之一。
根據他們的陳述，以英格蘭為首的西歐諸國，是最早從「有限制進入」過渡到「開放進入」的國家。為完成這過渡，國家須「制定相應制度，使菁英階層有機會建立非個人的菁英間關係」，然後得「創造出鼓勵菁英打開進入菁英階層之門的新誘因，並維持這些新誘因。」這時，「菁英把他們的個人特權轉化為非個人權利。所有菁英被賦予建構組織的權利……到那時候，邏輯關係……已從透過特權創造租金的自然狀態邏輯，變成透過進入權削弱租金的開放進入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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