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 為什麼國民黨要向麥當勞學習？ 上述提問，都和台灣身體出現的各種病症有關， 台灣社會分歧嚴重、政府無能、國家處於空轉狀態。經濟停滯不前，若干產業陷入困境。台灣的世界觀非常封閉，社會保守自溺，淪落為亞洲第一村。何以會發生這樣的狀況？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代價嗎？作者一針見血的指出，台灣當前的問題，表面上是民主不成熟所致，實際上則是台灣體內的「封閉病」、「中國病」以及來自外部但進入意識深處的「主權病」使然。台灣的體制、文化和身體裡，還殘存著這三種病毒，所以台灣才會陷入此般境地。 作者尖銳發問：今天，清朝皇室已經消失100多年，台灣所謂的民主化也已經20年，但請問，台灣政治人物，不分藍綠，腦袋中的朝廷意識、長官意識消除了嗎？台灣人民腦袋中的百姓意識洗掉了嗎？台灣的選舉，是不是還停留在一人一票選父母官的原始階段呢？人民是不是還只把自己當成老百姓而非公民，期待「民主」的結果就是傳說中的包公清明斷案、媽祖無限慈悲？ 小小台灣，只有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卻仍然穿著中國傳統的「中央/地方」行政大衣，藍綠政黨都還背負著「中央黨部/地方黨部」的沉重框架，是不是很中國？包括林益世案在內的各種案件所透露出的政治弄權及官商交易，是不是也很中國？即便是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民主機制，卻被修憲成世界獨有的大總統獨夫體制，內閣只能唯唯喏喏，難道這不中國？國營事業的種種弊端，難道不也是很中國？ 此刻，正值中國大陸強勢崛起，來自對岸的強勢力量透過各種管道，並形成跨海峽的政商聯盟，更加侵蝕了台灣的病體。並在這一背景下，台灣需盡快醫好自己在制度、文化、思考方式的「中國病」，需要進一步「去中國化」，脫變成華人世界文明的領頭羊和看門人，否則台灣會不會「死」，會的。物理上的台灣永遠存在，心理上的台灣正處於民主化以來的最大危機階段。 而台灣的生與死，也會牽涉到中國大陸的生與死，甚至牽涉中華文明的長遠出路。因此兩岸之間的關係，在此意義上是病友關係。誰先治癒病體，誰將在未來的文明空間獲得更大的主動。目前，香港的實踐驗證出一國兩制的侷限，台灣的分歧也彰顯出一中各表的困窘。作者指出，建立在主權理論之上的解決方案，必然陷入主權死結，動彈不得。台灣應該利用自己的自由電子般的無主權身份，率先提供不同的價值。 作者簡介 范疇 中國及兩岸問題專家，著有《台灣是誰的》《中國是誰的》《大拋錨》等書。他也是《亞洲周刊》《新新聞》等報刊的專欄記者。 |
內容連載
【第一章】台灣的第一種病
「封閉病」
何謂「封閉病」？
亞洲第一村的台灣
台灣早年的歷史，就是一段封閉史。孤懸海島上的原住民自不待說，400餘年前的大陸移民，企求的也是一個封閉的生存地。而荷蘭勢力的短暫入侵，也從來沒有打開過台灣的封閉，而只是偶然成為大航海時代的一個補給點。清朝，也從來都將台灣視為一個封閉地區在治理，它只是中央帝國的邊陲。日本殖民五十餘年，儘管實施皇民化，事實上也將台灣當作一個封閉的自治區來管理。老國民黨政府退守台灣後，才第一次讓台灣開始具有國際性，然而那些國際經驗，也完全壟斷在政權手中，99.9%的台灣人，不分原住民、閩客還是其他省源，還都是封閉文化下被統治的子民，一種以放棄自由意志來交換政府父權安排照顧的「老百姓」。
一直到了上世紀70年代，普通的台灣人才得以藉由經商、留學而接觸世界。細想一下，今天台灣最現代化的一批人，他們家族幾代來累積的世界經驗，可能也就不超過40年。儘管這一代的生活起居可能已經強過西方普通人，美食、紅酒、雪茄，樣樣都行，摩登的生活方式，樣樣都通，但是，他們在世界觀、國際感上的第一反應，很可能還比不上柏林市的一個計程車司機，或者倫敦市的一個普通公務員。而台灣的普通民眾，雖然獲得了豐富的外在世界的資訊，但那大多是電視畫面上看來的，或者來自淺度的旅遊，沒法和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價值產生切身感。簡而言之，台灣的世界感是朦朧的，世界大事縱然知曉，也多是霧裡看花，只要不是發生在台灣內部，無論多麼嚴重，皆屬花邊新聞，而發生在台灣內部的社會瑣事，談論起來卻像世界大事。
在封閉傳統之下，台灣人不但世界感缺乏，連亞洲感都很弱。不但奧運時如此，連亞運舉辦時，台灣媒體上都只報導台灣選手的表現，好像亞洲只有台灣一家。自從林書豪一舉成名之後，全世界的籃球明星在台灣的媒體上就只剩下林書豪一個人了。放大來看，台灣有點像當年的眷村，在封閉下自成一格地變成「寶島一村」，整個台灣在亞洲，就是自成一格的封閉的「亞洲第一村」。村民很自豪，也很有人情味，觀光客也喜歡來這看看風土人情、品嚐下各色小吃。
這樣陳述，無非是想指出一個事實：台灣從封閉文化體系走向開放文化，不過才40年的歷史。即使是一個個人，40年的時間都未必能夠使他在心理上真正打破封閉而徹底開放，何況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今天台灣的種種不協調，固然有藍綠惡鬥、民主不成熟、中國打壓等等因素，然而，最底層的原因，應該還是自我心理上的。走到今天，台灣已經到了一個心理分水嶺，不然就得走出封閉、邁進世界，不然就退縮回自我保護的小天地。在這一分水嶺上，它的心理掙紮是激烈的，對於真正開放的恐懼和不安全感是實在的。
是「老百姓」，還是「自治公民」？
對於台灣的現況，社會精英、媒體是矛盾的心態：一方面，他們察覺到台灣缺乏世界性而導致競爭力低落，另一方面，他們又對台灣與世隔絕的村落性感到自豪。他們對台灣的評論，因而有了一個這樣的公式：首先是怒責政治跟不上時代的種種「恐龍作為」，痛心社會大眾的思想落後，然後話鋒一轉，讚歎起台灣社會豐富的人情味，人民純樸有禮等等。
社會上對政府的態度，也可以佐證這種矛盾性。例如，這兩年台灣經濟不振，馬英九政府手足無措，媒體及民眾竟然開始懷念起照顧百姓的蔣經國時代！卻渾然不覺，在蔣經國時代裡，老百姓是不可能如此面斥政府的。這種又要蔣經國時代的照顧老百姓，又要現代公民社會下的一人一票、言論自由，真是荒謬性十足。
種種矛盾現象，凸現了今日台灣人既渴望開放下的自由，又懷念封閉下的安全感這種底層心理情結。這個情結，導致了台灣人民經常性地「端起碗吃飯、放下筷子罵娘」，拿著落後體制下的好處，同時要求體制現代化。這種「統統都要」的情結，其實相當中國，中國人素以現實而狡詰著稱，一桌大菜，嘴裡嚼著一塊，筷子夾著一塊，眼睛盯著一塊，腦中還想著一塊；台灣人則嘴巴嚼著自由，筷子夾著選票，眼睛盯著對方短處，腦中想著封閉體系下的政府照顧。台灣人，其實很中國人，寧可自我矛盾也不願意向自己攤牌。
但，這種又要自由又要保護的日子，台灣人可能享受不了多久了。台灣已經面臨攤牌時刻：要開放，就得放棄封閉文化下對體制照顧的期待；要保留封閉文化下的體制照顧，就得犧牲至少部份自由意志。換一種說法就是：要開放，就得放棄做「老百姓」，轉而進化成為有自治能力的「公民」；要繼續做被照顧的「老百姓」，就得接受「官方」政策安排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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