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一部橫跨兩世紀、關於大時代與眾多經濟學天才的生命與心靈的經濟學史新經典。 《紐約時報》暢銷書 美國知名暢銷書作家娜薩繼《美麗境界》後,耗時十年構思撰寫的經典史詩巨作。 這本書談的不只是一部經濟思想史,而是一則則關於創造觀念的故事, 在珍.奧斯汀生活的十九世紀初,世人從未想過人類可能掌控物質環境,而非受制於它,這樣的概念在當時實在太新穎了。但到了一八七○年代,人類逐漸意識到,改變不是偶然或運氣,而是人類展現意志與知識的結果。一八七○年以前,經濟學主要是談人類「不能」做什麼;而一八七○年之後則是探討人類「能」做什麼。一場攸關全人類的偉大追尋,就從這個探討人類能做什麼的時代展開…… 國際暢銷書《美麗境界》作者西爾維雅.娜薩構思十年,在本書中帶領讀者從馬克思到海耶克,從韋伯夫婦到傅利曼,以宛如親臨歷史現場的生動筆觸,進入人類史上十二位傑出經濟學家的生命歷程,展開一場近代與現代經濟學發展史的壯遊追尋之旅。 娜薩以英國文豪狄更斯所處時代的倫敦切入,審視一八四○年代以來,英國貧富極端的階層,逐步引介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時間橫跨兩世紀、地域廣及歐美亞的多位經濟學家,看這些人如何從觀察反思所處的社會環境,提出改變人類思考、生活以及大歷史的經濟學說。 在娜薩生動描繪下,書中細節及故事與眾不同地將重點聚焦於每位經濟學家的人性而非理論,極具感染力量。他們的人生際遇與個性,都將讓讀者在溯尋經濟學思想演變的過程之際,對生命的可能及世界演進產生不同觀點,猶如漣漪,持續擴散。 全書內容豐富、令人讚嘆,是一部描繪生動、淺顯易讀的經濟學發展史傑作。 第一部:希望 第二部:恐懼 第三部:信心 作者簡介 西爾維雅.娜薩 (Sylvia Nasar) 曾任Fortune、New York Times記者及 U.S. News & Report專欄作家,現任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商業新聞教授。著有數學家納許(John Forbes Nash) 的傳記《美麗境界》(2002,時報),曾獲美國國家書評獎傳記類獎項。 譯者簡介 張美惠 臺大外文系畢,輔大翻譯研究所肄業,現從事專職翻譯。曾獲梁實秋文學獎譯詩組佳作,譯作《Y染色體:男子漢的本質》獲第三屆吳大猷科普著作獎(翻譯類佳作獎)。譯有《EQ》、《綠色EQ》、《破壞性情緒管理》、《超級關係》等書。 |
內容連載
那是最糟糕的年代。一八四二年六月,狄更斯結束成功的美國閱讀之旅返回英國;當時,飢餓的陰影正逐漸籠罩全英。在一連串麥糧歉收之後,麵包價格翻漲一倍;貧窮的鄉下人擠進城裡尋找工作,找不到工作的人則尋求慈善救助。棉業已連續四年嚴重衰退,失業勞工被迫仰賴公家救濟或民間免費食堂。保守的社會評論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嚴厲警告:「數百萬人已活不下去……這個國家顯然正邁向自殺之途。」
狄更斯是堅定擁護教育、選舉權、公民與宗教自由的人,對於升高的階級仇恨感到駭然。八月份,一間棉廠的罷工行動轉趨暴力。短短幾天,爭議演變成要求普及男性選舉權的全國性大罷工,號召者是「人民憲章」(People’s Charter)大型運動的領導者。憲章運動者將議會中產階級激進派「一人一票」的主要訴求帶上街頭。首相皮爾(Robert Peel)領導的保守黨政府立刻派出身著紅色制服的士兵圍捕煽動者。罷工者開始回到工廠,但寫過狄更斯曾一再拜讀的法國革命史的卡萊爾發出了悲觀的警告:「叛亂,反上層階級的憤怒、報復情緒……日漸成為低下階級的普遍精神。」
倫敦燈光明亮的接待室裡,狄更斯身旁常有公侯仕女環繞奉承,但他對共和制的支持就像他的鮮豔領結一樣,難以忽視。卡萊爾初次碰到這位三十歲的文壇名人,輕蔑地形容他「矮小精幹,非常矮小」,而且不懷好意地又說「他的穿著不算好,倒是很有奧塞風格」,意指和惡名昭彰的法國伯爵奧塞(Alfred d’Orsay)一樣。卡萊爾的好友,激進派哲學家米爾(John Stuart Mill),則是想起卡萊爾曾如此描述一位雅各賓黨(Jacobin)革命分子,「一臉卑鄙的流氓氣,但才華洋溢」。在時髦的午夜餐宴上,憲章運動者的「起義」引發激烈爭辯。首相堅持必須採取嚴厲措施遏止激進分子利用情勢,因為真正有困難的人已經得到幫助了,卡萊爾很支持這個立場。狄更斯雖曾誓言,「他比任何人都更願意在任何時刻、走更遠的路去見卡萊爾」,但他認為基於審慎與公平原則,政府應該救濟身強體健的失業者和其家庭。
一七九九至一八一五年的拿破崙戰爭期間,饑荒曾引發一項重要的爭辯,這項爭辯到了「飢餓的四○年代」(The Hungry Forties)再度死灰復燃。爭議焦點之一是馬爾薩斯牧師(Reverend Thomas Robert Malthus)提出的人口學原理。馬爾薩斯與珍.奧斯汀同時代,是英國首位政治經濟學家;兔唇,擁有冷靜的數學頭腦的他也是個害羞、仁慈的聖公會牧師。在他還是副牧師時,就對鄉下教區居民的飢餓狀況深感痛心。聖經認為貧窮是天生的罪, 當時的法國哲學家,例如他父親的朋友康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多半認為問題在於富人的自私。馬爾薩斯發現兩種解釋都無法說服他,他一定得找尋更好的理由。他的《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於一七九八年出版,在一八三四年他去世之前曾再版五次,這本書激勵了達爾文與演化論的其他創始者,也促使卡萊爾將經濟學貶低為「沮喪的科學」(dismal science)。
馬爾薩斯試著為一項事實提出解釋:包括他當下所處的所有社會與時代,「全人類十分之九」注定得窮困勞苦過活。世界上多數人即使未處於挨餓狀態,也是長期生活在擔憂會餓死的陰影下。雖然有些時期較繁榮,有些較不景氣;有些地區較富裕,有些則較貧窮,但生活水準從未超越僅能糊口的基本水準太久。
為了解答亙古以來的大問題:為什麼會如此?這位溫和的牧師的步伐同時走在達爾文和佛洛伊德之前,認為這要怪罪於「性」。不知是因為馬爾薩斯曾仔細觀察教區居民的悲慘生活,或是因為當時的自然科學家開始視人類為動物,還是因為他自己生了第七個孩子,他的結論是:繁殖的衝動超越人類其他一切本能與能力,包括理性、智巧、創造力,乃至宗教信仰。
馬爾薩斯從這個引人爭議的單一前提,推論出一個原理:不論何時何地,人口的增長皆比食物供給的成長速度更快。他的邏輯看似很簡單:假設在某種情況下,食物的供給足以維持特定人口的生存,如此快樂的平衡持續的時間也不會比亞當夏娃在樂園裡的時間更久。動物本能將驅使男女更快結婚,生育更多子女。除非把時間相距拉隔得非常長久,否則食物的供給差不多也是固定的。結果就是,原本恰好足夠讓每個人吃飽的穀物和其他主食的數量將會不足。馬爾薩斯說,不可避免地「窮人的生活會因此惡化」。
任何經濟體裡,只要企業間為了客戶、勞工間為了工作必須相互競爭,人口增加便意味會有更多家庭爭奪食物供給,更多勞工同時爭奪工作。競爭會壓低工資,同時推高食物價格。平均生活水準,也就是每個人獲得的食物量與其他必需品,便會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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