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 「中國自由，我才自由！」 吾爾開希，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學生領袖之一，之後離開中國，成為一名流亡者已經二十多年。當年，他基於愛國而走上街頭、在天安門廣場上站到最後一刻，從此再也無法回到那片土地。被中國政府通緝的他，曾三度赴中國海關自首投案未果。在本書中，吾爾開希將親自揭示：他從六四以來的心路歷程、他於情於理選擇自首的原因、他為何自認也是台灣人、他對中國、台灣的兩岸願景是什麼？以及為何請大家重視西藏僧人自焚與維吾爾族的問題？ 在台灣，吾爾開希不斷提倡學運、公民參與和基於自由主義的理性精神，對大陸彰顯出台灣的民主與自由價值，討論總統大選、轉型正義、學運與民運，而他也不斷以身投案，也多次挑戰了港澳的邊境管控，以及兩岸面對人權議題的曖昧態度。 對於中國，他保持異議人士的身分，他多次回顧在六四的經驗，希望爭取一個免於恐懼的社會，這樣使命感至今仍在他的身上。因為中國政府對學運的軍事鎮壓，他多次明言「我無法原諒」。回顧學運之外，書中也涉及他對當代中國的種種批判，包括了他撰寫長文分析中國政治改革的方向、分析茉莉花革命，也評論劉曉波得獎後的各方反應。這些文章在在顯示出吾爾開希力圖透過言論和行動改變中國的決定，而也是他選擇自首的原因之一。 很多流亡者都存在認同問題，吾爾開希擁有中華民國身分，是理所當然的「台灣人」，那麼他還有作為流亡者的焦慮嗎？台灣人？中國人？這些標籤在他的身上如何兼顧？對他而言，似乎還有一個新疆維吾爾族人的族群認同。吾爾開希自稱是個自由人，並且可以為了自由而自首。 自由，不是憑空而來，也不是避世偏安就可以保持，自首，可以是一種自由選擇和自由意志的結果，馬丁路德金曾說過：「任何一地的不公正都是對每個地方公正的威脅。」吾爾開希說：「不要因為我們對荒謬習以為常，就以為這荒謬天經地義！」 這是一本流亡者的自由書，一份中華民國籍民運人士的自白書， 作者簡介 吾爾開希 中國異議人士，民主運動者，政治評論人。維吾爾族，新疆伊寧人，1968年出生並成長於北京市，曾在新疆接受三年教育，就讀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是八九學運的領導成員，與王丹、柴玲等同為當時學生領袖之一。現持中華民國國籍，並定居於台灣台中市，曾以「國際人權同盟」代表身分，出席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大會並提出報告，曾任中國民主基金會主席，至今仍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通緝中。 |
內容連載
我也是台灣人一九九六年九月，我結束在美國舊金山的學業之後，搭上華航班機，來到台灣，開始了我自此十幾年的「台灣人」生涯。
台灣，對於任何一個大陸人來說都是一個特殊的地方。在我童年，文革時期，台灣是寶島，但也是需要去「解放」的寶島。我們那時被灌輸的概念是所有專制國家同樣簡單的概念，那就是，「我們的國家是最好的，我們的領袖是最偉大的，我們的敵人是最邪惡的，我們的敵人統治下的人民是最不幸的。」後來知道，台灣當年對人民的教育也是一樣，我確信黨年的納粹德國、今天的金氏北韓也都一樣。
但當年中國的敵人可不止蔣介石，還有赫魯曉夫、勃烈日涅夫；還有尼克森、卡特；但台灣和美國，和蘇聯還是有不同待遇，台灣是寶島，台灣人民是同胞，台灣有美麗的阿里山、日月潭；而我們不需要去愛美國和蘇聯人民，沒有被教育去嚮往洛磯山、伏爾加河。我們每次提到台灣，哪怕是說「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也必定是充滿柔情。台灣，對於中國人一直是一個神秘、美麗、遙遠不可達的童話地方。
但當然，除了文革時期赤裸裸的欺騙宣傳，說是苦難的台灣人民在蔣匪的殘暴統治之下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之外，那段時間關於台灣的資訊極少。我還記得，八○年代初，那是個什麼都在變，越來越開放的時代，連電視新聞也從三十分鐘制式八股，變成六十分鐘相對活潑再加上國際新聞的節目，即使如此，關於台灣的新聞也是絕無僅有。但某一天開始，中央台的新聞聯播結束時的各地天氣預報決定增加了一個城市，叫做台北。當人們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聽到「台北」的播報時，應該都是屏氣凝神的，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十來歲時所看到的那個畫面，那是一個巨大的紅色中國式建築，矗立在半山。多年後，我知道了那是圓山飯店，再多年後，我親身踏足進入了那個富麗堂皇的大廳，甚至在那家飯店住了整整一個月，至今，那裡的一樓大廳後端氣派非凡的三層步梯後面藏著的一家麵點餐廳，仍然是我在台北最愛去的午餐地點之一。
圓山飯店的畫面作為台灣的具象映在我腦中之後幾年，台灣電影《汪洋中的一條船》獲准在大陸上映，應該是在一九八四年前後吧，我還是個初中生，坐在電影院裡看著當時並不認識的秦漢所飾演的從未聽說過的鄭豐喜的勵志故事，目不轉睛盯著電影畫面帶到的台灣的面貌，台灣人的面貌，故事反而沒那麼注意。台灣，這個過去遙遠、神秘的地方變得真實，而且與我們過去所想像的和被要求想像的樣子都不一樣。
記得學運期間，接觸到很多國外來的記者，通過這些記者可以瞭解到很多國外的事情。這時的中國已經開放十年，但資訊流入的管道仍然有限，而且被政府嚴格監控。我們宛如透過窗縫看著外面的世界，用想像力把零落、片段甚至扭曲的畫面重組，形成我們的世界觀，每天可以接觸很多國外來的人，跟他們談到我們關心的事情，這是學運期間我們這些「學運領袖」才有的一個非常令人羨慕的殊榮。這些外國記者之中最多的是香港人，但往往令我們更感好奇的是不多的幾位台灣記者，他們也許不像香港記者那麼積極、那麼興奮；但似乎更安穩也更能理解我們的渴望。我還記得在那時認識了後來成為台灣電視媒體紅人的鄭弘儀。
這時，我們已經知道台灣是一個民主的、自由的、富足的地方，那裡的人民比我們幸福得多，但當然，這個時候，我們早已經知道這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比我們自由、富足而幸福。只是這台灣人的幸福卻因為我們從小被培養出來的同胞觀念依然存在，而變得那麼直接，可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羨慕甚至嫉妒在裡面吧，算不算是嚮往呢？沒那麼簡單，但想要知道更多，想要瞭解更多卻是絕對的；當然，也會不切實際地幻想有朝一日能夠到那裡。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我以民運人士身分受邀第一次踏上台灣，參訪一個月，從此與這裡結下極深的緣份。之後的六年，我每年至少在台灣一個月，有時長達兩三個月，並在美國與一位台灣女生交往，九四年與她結婚，九六年終於決定到這裡生活，從那時至今近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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